Friday, October 26, 2012

彭博社:习近平家族财富过亿,权贵精英身家几何 zt


彭博社:习近平家族财富过亿,权贵精英身家几何


 english version:

Xi Jinping Millionaire Relations Reveal Fortunes of Elite



>核心提示:彭博社的这篇报道让彭博财经网站在中国被屏蔽。这篇报道的信息均来自于公开资料,也十分谨慎地说明了巨额财富并不能追踪到习近平、彭丽媛、习明泽,而是主要由他的姐姐齐桥桥一家和妹夫吴龙以及习远平所有。

原文:Xi Jinping Millionaire Relations Reveal Fortunes Of Elite
来源:彭博社
发表:2012年6月29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参考了其他"同来源节译",此为全网首发完整译文。

Inline image 1
【文中提到的习家全家福。来源:香港侨报】

习近平,这位"内定"的中国下届主席在2004年的反腐电话会议上警告说:"管好你的配偶、子女、亲属、朋友和下级,发誓不用权力来谋私利。"

彭博社收集的公开资料表明,在习近平在党内逐步攀升时候,他的亲属们将商业利益扩展到了矿业、房地产、手机设备等领域。

这些利益包括在总资产达$3.76亿的众多公司中的投资,包括在一家资产达到$17.3亿的稀土公司的18%的间接股权;还有在一家公开上市的科技公司价值$2020万的股票。这些数字没有计入负债的部分,因此也不反映习氏家族的净资产。

根据这些资料,这些资产不能追踪到习近平本人、他的妻子或他们的女儿,习近平本月就59岁了;他的妻子彭丽媛49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歌手。没有证据显示习近平插手推动他的亲属们的商业交易,也未发现习近平和他的家族成员有什么不法行为。

多家控股公司经营,政府对查看相关企业资料设限,以及某些情况下的网络审查,都使得这些投资处于公共视线之外。然而在数千页的监管文件中,人们依旧可以找到这些投资的影子。

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查到习家在可以俯瞰南中国海的香港的山顶,有一座价值$3150万元的别墅。连接着电线的门铃摇摇晃晃,邻居们说这幢房子已经空了多年。习家在香港至少还有六处房产,总价值据估计有 $2410万元。

常委

过去三十年来,习近平在党内稳步上升,在好几个省都当过一把手,在2007年进入了政治局常委。这一路上,他因主政清廉而获得好评。

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他在富裕的沿海省份浙江领头抓过一次反腐运动,2004年也是在那,他发表了那通要官员们"自我约束"的警告。而后,在一起高达37亿人民币的丑闻后他接任了上海的党委书记。

2009年的一份美国外交电报引用习近平的一位熟人的说法说,他不腐败,他的动力也不是钱。习近平对"无所不在的中国社会的商业化,包括与之伴随的新富,官员腐败,价值、尊严和自尊的沦丧等等感到厌恶。"这份由维基泄密透露出来的电报引述朋友的话这么说。

美国政府的发言人拒绝就这份文件置评。

分一杯羹

人们对中国最有权势的家族在经济增长中谋取财富越来越厌恶,这已经形成了对中共的挑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过去20年来,中国城市中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亚洲之最。

位于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中国经济方面的教授劳福顿(Barry Naughton)说:"普通中国人在听到有些人利用政治影响力能赚数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时候感到愤怒。"他并没有特指习氏家族。

在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即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时,对官员财富的审查也加强了。习近平和下一代领导人将在本次交接后接班。三月,薄熙来,这位中国最大的城市重 庆的党委书记遭到清洗,他被控卷入腐败和谋杀丑闻,让公众对任人唯亲和权钱交易深恶痛绝。中国的两家财经刊物和微博上都呼吁高层官员要公开财产。四月,彭 博社曾报道,薄家积累了至少$1.36亿的资产。(相关译文可以查看《译者合集 薄王败局》)

革命领袖

习近平及其手足是已故的革命家习仲勋的孩子,他帮助毛泽东在1949年后控制了中国,他们曾誓言要结束数个世纪来的不平等和以权谋私。习的出身让他成为"太子党"中的一员,他们都是高层党领导的孩子,在政治和商业上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

据彭博社的研究,习家的大部分资产都可以追踪到习的姐姐,63岁的齐桥桥;她的丈夫邓家贵61岁;他们的女儿张燕南,33岁。

截止6月8日的时候,邓家贵还拥有江西稀土和稀有金属钨业有限公司18%的间接股份。这种可以用于风力涡轮和美国的智能炸弹中的金属因为中国收紧了供应而价格飙升。

远为集团

2011年12月的记录显示,齐和邓在深圳远为投资有限公司持股共值18.3亿元(2亿8800万美元),这是深圳市一家经营房地产的多元化控股公司。远为旗下有其他几家公司完全由这对夫妇所拥有,总价值至少有5.393亿元(8480万美元)。

张燕南在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有限公司(Hiconics Drive Technology Co 300048)投资了317万元,从2009年至今增值了40倍,按照深圳股市昨日的收盘价,已经达到1.284亿万元(2020万美元)。

彭博社联系到邓家贵的手机,邓称他已经退休了。当问及他的妻子,女儿和全国各地的生意时,他说:"不方便跟你就此说太多。"彭博社试图通过电话和传真到齐和张的公司找到他们,但无果,我们试图按照注册的地址去找,也不成功。

新邮通信

习近平的妹夫吴龙开了一家名叫"新邮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通信公司。根据公开资料和对该公司的一名注册所有人的采访,到5月28日时,这家公司仍由吴的亲戚——他弟弟的妻子所有。

根据北京咨询公司"博达克(BDA)(中国)有限公司"的说法,"新邮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从国营的中国移动通信公司赢得了数亿元的合同。按用户人数计算的话,中移动是全球最大的电话公司。BDA为多家技术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因为这一话题的敏感性,彭博社在过去两个月中联络的数十人都不愿就习家置评。我们在联络了习近平的侄女和她的英国丈夫之后,介绍这两人的网页随即被删掉。

习近平亲属所拥有公司的总资产可以看出他们商业运作的广度,但不代表其盈利程度。香港房产价值是根据与其可比房产最近的交易价格来估算的。

身份证

彭博社只计算了在文件中是由习家家人拥有的可以被明确计算的资产、房产和持股。根据公开商业记录、采访熟人、香港和中国的身份证可以追踪到的资产。

如果习家人用的是不同于在大陆和香港的名字的话,彭博社是与那些见过他们的人谈话,并通过不同的公司文件上所显示的相同的名字和住址来查证。

彭博社提供了一张列有习家资产的单子给中国的外交部。政府方面没有回应。

2000年10月,习仲勋的家人在他87岁生日时,在深圳的一个国宾馆聚会,这位开国元勋在两年后去世。深圳毗邻香港,现已成为中国最富的城市之一,这应部分归功于习仲勋,是他说服邓小平将这个渔村变成了开放市场的试验田。

家族照片

在这张照片中,习仲勋穿一件红色毛衣,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中。他的左边是女儿齐桥桥,右边是孙子,他旁边挨着齐心,习仲勋的妻子。后面是齐桥桥的丈夫邓家贵;她的哥哥习远平及习近平,旁边是齐安安和她的丈夫吴龙。

官方媒体把习仲勋描绘成有原则、有道德的领袖,根据报道习仲勋常向自己的孩子灌输革命精神。家人们在采访中回忆说他让孩子们都穿打补丁的哥哥姐姐传下来的衣服。

根据一本习仲勋的传记所说,习仲勋还拒绝让桥桥在北京上最好的中学,那时她的考分不够但是学校还是愿意招收她。后来,她以母姓上了另一所学校,这样同学们都不知道她的背景。桥桥和安安有时也用父姓。

党校

在今年三月一日,北京的中央党校,习近平对2200名干部说有些人入党因为认为这是通往财富的快捷之路。"要保持党的纯洁性更困难了,但也比以往更重要了。"一本官方的杂志这样记录了他的演讲。

他的女儿习明泽则避免曝光。她在麻省剑桥的哈佛大学读书,用的是化名。

习近平将被提升到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还没有最终确定。他必须在18大上成为中共的总书记,然后才能在明年三月的人大会议上成为国家主席。

邓小平

对执政精英们利用政治权力来获取个人财富的不满,从30年前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始时就已经存在了,当时他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

其他高层领导的亲属们也有商业活动,温家宝的儿子与他人共同成立了一家私募基金。温家宝的前任朱镕基的儿子则是中国的一家投资银行的老总。

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万广华说:"我真正担心的是金权挂钩,使贪污腐败和不平等愈演愈烈,持久不消。"

政府官员炫富引起日益激烈的公开批评。前海关总署署长去年被发现配戴劳力士金表,网民们表示不齿。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今年3月出席政协会议,也有人讥嘲她身穿的一套国际名牌,价值12000元,足以让200个贫困儿童穿上暖和的衣服。

"不平等"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中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说:"民众很愤怒,因为赚钱途径不平等,成果被少数人掠夺,大众利益照顾得不够。"

温家宝在3月26日的国务院会议上说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以打击腐败。虽然中国官员必须向有关当局申报收入和财产,以及直系亲属的私人资料,可是这些资料并不公开。

由于缺乏透明,更加助长在中国要发财得靠"关系"的想法。这种情况说明了没有正式职务的太子党何以势力这么大,或者像中国俗语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上面有人"

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说,"如果你是中国某个要人的手足,人家会认为你可能是潜在的权力代理人,拼命巴结你,希望与权贵搭上关系。"

政治权力和财富之间的结盟并非中国独有。根据总统图书馆的介绍,1927年,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早年很穷,他是靠借来的$75元上了西南德州师范学校。但1964年(他的第一届总统任期期满时)生活杂志上的数据显示,就在竞选成功后 的30年,到了1964年,他和他的家族在媒体和房地产的控股价值达到$1400万。

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说,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现金权勾结,可是以中国为最,只要属于这些家族成员,就占很大的便宜。

对习不公平

退休的政府研究学者姚坚复呼吁领导人更多地公开财产,但这样把习近平和他的家族的生意联系起来不一定是正确的。

姚在电话访谈中说:"如果家族的其他成员是独立的商业代表,我认为这样把习家的财富算作是习近平的就不公平了。"

习氏家族的关系并非总是优势。习仲勋在1962年被毛泽东清洗。和许多其他的"太子党"一样,在文革中,习家的孩子被赶到了农村。齐桥桥和其他500名年轻人在内蒙古种田,有5元钱就感觉象发财了,她在接受清华大学的访谈时这么说。

1976年毛死后,习家重新兴旺,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到军队开始工作,成为了武警的一名指导员。1990年父亲退休,她便辞职在家照顾父亲,她在上述的访谈中这样说到。

购置房产

一年后,她在当时的英属地香港以300万港币的价格买了一套公寓——当时这一价格相当于普通中国工人年收入的900倍。地产登记记录显示,这一位于香港宝马山的宝马山花园的一套物业仍在她的名下。

根据文件记录,1997年,齐和邓在后来成为深圳市远为实业公司的企业中投资1530万元。这家公司的资产不能公开交易。但是其中的一个子公司深圳亚伟投 资名下的资产到2010年底时为18.5亿元。根据一家股票公司2011年的文件显示,这对夫妇拥有这家公司的99%股份。

在那次清华访谈中,到了2002年,习仲勋去世后,齐桥桥才决定进入商界。2006年,她获得清华经管学院的MBA学位,并成立了一家民间鼓乐队,这是习仲勋的老家陕西省的民乐。

文件追踪

过去20年,齐桥桥、邓家贵、张燕南的名字,以股东、董事或法人代表(也就是董事长等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出现在中国和香港至少25家公司申报的文件中。

在一些文件中,齐还使用了Chai Lin-hing的名字。可以确认这是她因为中国公司的一份文件中的生日等特征信息和其他以齐桥桥的名义公开访谈一致。Chai Lin-hing 在香港和邓家贵还拥有数家公司和一处物业。

2005年,张燕南开始在香港的文件中出现,那时齐桥桥和邓家贵把一家物业控股公司的99.98%转移给了她。这家公司名下有一处物业,位于Park的Regent的一个单元,估值有5400万港元。

浅水湾别墅

土地登记纪录显示,张燕南2009年以1.5亿港元在香港浅水湾丽景道购买一幢别墅,而自那时以来当地房价上涨大约六成。

她的香港身份证号码出现在一份销售文件上,与在她和母亲、邓家贵所拥有的Special Joy投资有限公司上所用的身份证号码一致。五月十二日的登记文件显示,三个人共享了同一个香港地址。

张在香港会景阁拥有另外四户豪华单位,该处房产毗邻君悦酒店,可以看到港岛全景。

自从1997年从英国回归中国治下,香港一直实行自治,拥有自己的立法和银行系统。据中原地产统计,大约1/3的新豪宅的购买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

在中国大陆,齐桥桥和邓家贵的开发项目是一个名为"观缘"的豪华复式住宅,靠近北京的金融区,广告号称其拥有精心修整的花园以及重现北京城历史宅院风貌的灰砖外墙。因为北京限制了对公司的查询,开发商的融资细节难以获知。

北京项目

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他们告诉《成功营销》杂志,为了给开发提供融资,夫妻俩从朋友和银行那里借款,目标是吸引国有公司的官员和管理人员。官方数据显示,首都的房价在随后的四年中上涨了79%。

根据北京市土地资源局的数据,该项目的开发商——齐和邓的远为公司拥有70%的份额——在2004年以9560万元获得了超过1万平方米的土地,用于开发观缘。

6月,观缘一套189平方米(2034平方英尺)的三室公寓在网上的挂牌价格是1500万元。每平方米售价79365元,比中国的年度人均GDP的两倍还要多。

公众对飙升的住宅成本非常恼怒,使得房地产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成了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温家宝总理3月份表示,房价"远远超过了合理水平"。

"竞争环境"

缺少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难以承受的房价,意味着"你只能远离中国梦",专注于中国政治研究的波士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如是表示"如果靠此类不公平的机会来取得发展,中国的崛起能够持续吗?"

国立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薄智跃表示,那些找对了人脉的人能够获得政府控制的资产。

他说:"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只不过是比其他人更先一步加入游戏,然后他们就能够获得巨大的收益。"薄并不是特指习氏家族成员的投资。

邓家贵另外一起投资的时机也把握得非常好,是在一家国有公司中投资稀土金属。

稀土

一份债券说明书显示,2008年,邓家贵的上海王朝投资公司以4.5亿元(7100万美元)购买了江西稀土30%的股权。

邓在上海王朝中持股60%。在公司的登记文件中,有一张邓的中国身份证的复印件,与在原位分支机构文件中发现的身份证相同。文件显示,原位集团相关的管理层同时担任江西稀土的副董事长和首席财务官之职。

中国在稀土金属的生产上近乎拥有垄断地位,而这笔投资恰发生在中国正在收紧控制稀土的生产和出口之时。该政策导致部分稀土金属的价格在2011年飙升了4倍。

在位于南昌的江西稀土,总裁办公室的一位女性接听了电话,说她无法提供财务信息,因为公司并没有在交易所上市。她拒绝谈论上海王朝的投资,说这太敏感了。

合康亿盛变频

齐桥桥的女儿张燕南在合康亿盛投资317万元,三年后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电气设备制造商于2010年公开上市。根据合康亿盛的创始人刘锦成在清华网站上的资料,他和齐桥桥曾就读于同一个EMBA班。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东没有对传真的问题和要求评论的电话作出回复。

齐和邓的商业利益可能更为广泛:他们的名字是位于北京和深圳至少11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两个城市都对获取公司的文件信息都设限,很难判断公司的所有权或者资产的价值。

大连万达

例如,邓家贵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的法人代表,在2009年的一次私人配售中,该公司以3000万元购买了中国最大的开发商之一大连万达商业地产集团0.8%的股权。大连万达商业去年的销售额是953亿元(150亿美元)。

大连万达商业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不就私人交易进行评论"。

一家官方网站和公司记录显示,邓也是一家获得政府10亿元(1.57亿美元)桥梁建设合同的公司的法人代表,该项目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省。

研究中国金融和政治的史宗翰(Victor Shih)是位于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市的西北大学的一名教授,他说复杂的所有权结构在中国很常见。史宗翰表示,太子党任用他们信任的人,通常是远系家族的成员,代表他们开设公司、从国有企业竞标合同。他并非特指习氏家族。

新邮通信

拿习近平的妹夫吴龙来说,广州开发区网站的两份报告(一份2009年,一份2010年)可以证实他是新邮通信的董事长。

新邮通信在网站上没有提供管理层名单。在中国的搜索引擎百度上用"吴龙"和"新邮通信"搜索,会引发一个中文的警告:"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

资料显示,新邮通信由两位名为耿敏华(音)和华丰(音)的人拥有。在公司的文件中,他们的地址指向北京一座数十年楼龄的9层混凝土建筑物,耿年老的母亲住在那里,在她的客厅墙上钉着她女儿的手机号码。

6月6日通过电话联系,耿证实她和儿子华丰拥有新邮通信,她的女儿嫁给了吴龙的弟弟吴明(音)。耿说吴龙负责公司,她不参与公司管理。

另外的所有者

在6月27日一份6页的声明中,新邮通信证实另外两个人洪英(音)和马文彪(音)为公司所有人,并表示公司的头是一个叫刘然(音)的人。公司没有对我们再一次提出解释所有人不同的要求作出回复。我们未能联系到吴龙和他的妻子齐安安进行评论。

新邮通信是一家从国家合同中受益的初创公司。它的专业领域是政府强制的、由中国移动部署的家用3G移动电话标准。据BDA的消息,2007年它击败了摩托罗拉等众多的资深竞争者,获得一份手提终端的供货合同。

BDA董事长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说:"他们原本籍籍无名,突然一下子冒了出来。人们本来认为摩托罗拉在设备合同中会获得很大份额,然后一家无名的公司就一下出现在了榜首。"

新邮通信在声明中说,2007年,国内的移动标准仍在发展中,很多大竞争者在袖手旁观,让公司获得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习远平

去年从摩托罗拉分拆出来的摩托罗拉移动被谷歌有限公司收购,其在北京的发言人威廉·莫斯(William Moss)拒绝对任何单独竞标的细节发表评论。中国移动公司的发言人张璇(音)在电子邮件中表示,中国移动"一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可信的竞标原则"。

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创建了一家名为国际节能环保协会的能源咨询机构,并任主席。据一位拒绝透露身份的雇员说,他在该机构中并未充当积极角色。

习近平的一位侄女拥有丰富资历。去年,齐安安与吴龙的女儿吴雅凝(Hiu Ng)及其35岁的丈夫Daniel Foa被列为一个网络座谈会的发言人,与英国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和女演员达里尔·汉娜(Daryl Hannah)一起代言马尔代夫的可持续旅游。

哈德森清洁能源

吴雅凝最近开始与哈德森清洁能源合伙公司合作,帮助其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该公司在美国管理着一个超过10亿美元的基金。

在彭博社记者联系这对夫妻之后,他们的细节被从互联网资料中删除。Foa在电话中说不能就他们2007年建立的清洁能源公司FairKlima资本发表评论。吴雅凝没有对要求采访的电子邮件作出回应。

在FairKlima的网站上,两人都不再被提及。6月3日一个"联系我们"的缓存页面上,在"高管团队"的标题下还包括有吴和Foa的简历。

6月8日在吴的Linkedln资料中提及她曾在新邮通信工作过,此后被删除,同时被删的还有她的"哈德森清洁能源合伙中国公司副董事长"的头衔。

总部位于新泽西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Teaneck创始欧尼尔(Neil Auerbach)说他曾与吴雅凝共事,因为吴对可持续性长期以来都有兴趣。

在6月13日的采访中,欧尼尔说:"我们了解她的政治关系,但她的关注点是可持续投资,那就是目的。我们很乐于与她共事。"
相关阅读:
查看更多"太子党"译文专辑

关于本文,请联系彭博新闻社:北京,Michael Forsythe,atmforsythe@bloomberg.net;  香港,Shai Oster,soster@bloomberg.net; 香港,Natasha Khan,nkhan51@bloomberg.net; 纽约,Dune Lawrence,atdlawrence6@bloomberg.net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纽约时报》中文网 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zt


《纽约时报》中文网 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


英文这里:


核心提示:《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温家宝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的很多亲属变得极为富有,其中包括温家宝的儿子、女儿,弟弟及妻弟。对公司与监管记录的调查显示,在总理的亲属中,有些人的生意风格十分强势,他们掌控了价值不低于27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

原文:Billions in Hidden Riches for Family of Chinese Leader
作者:
日期:2012/10/25
转载纽约时报中文网,原文链接

【温家宝的许多亲属成为巨富。Petar Kujundzic/路透社】
上海——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母亲杨志云曾是东北的一名教师,他的父亲在毛泽东时代曾被派去养猪。去年,温家宝在一次讲演时说道,他的童年打着"贫穷、混乱和饥饿"的烙印。
然而,公司与监管记录显示,现年90岁的杨志云不仅不再贫穷,而且绝对富裕。记录显示,仅她名下对一家大型中国金融企业的一项投资就曾在5年前价值1.2亿美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
没人知晓丈夫已经去世的杨志云是如何积累这笔财富的。但这一过程发生在她儿子被提拔进统治中国的精英阶层之后。温家宝先在1998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五年后他出任总理。
《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温家宝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的很多亲属变得极为富有,其中包括温家宝的儿子、女儿,弟弟及妻弟。对公司与监管记录的调查显示,在总理的亲属中,有些人的生意风格十分强势,他们掌控了价值不低于27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
很多情况下,这些亲属的名字都掩藏在多重合伙人和朋友、同事、商业伙伴与远亲的投资载体背后。此番财务解析细致而不同寻常地揭示出,在经济高速发展、政府影响和私人财富重叠交错的中国,拥有政治人脉的人物是如何利用自己沟通政商的能力谋取利益。
资 料显示,与大多数中国的新企业不同,这个家族的生意不时从国有企业获得金融支持,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其他时候, 这些企业得到了一些亚洲最富有的商业巨头的支持。《纽约时报》发现,温家宝的亲属在银行、珠宝公司、度假村、基础设施项目和电信公司中持有股份,其中部分 股权是通过离岸机构持有的。
他们的资产包括位于北京的一处别墅开发项目、连接上海和杭州的收费公路的部分路段、一家靠近香港的飞机租赁服务公司、一家曾参与修建包括标志建筑"鸟巢"(Bird's Nest)在内的一些北京奥运场馆的公司,以及平安保险,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
今年70岁的温家宝,作为一个仍然严重依靠政府带动的经济体的总理, 在为其亲属带来巨大财富的主要行业中拥有广泛的权力。比如,中国公司如果不经过他手下的机构审批,就不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他在决定是否批准能源与电信等战略行业中的大型投资项目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
由于中国政府甚少公开自己的决策过程,所以还不清楚温家宝在大多数政策或法规决策中是否施加了影响,或施加了什么影响。但在一些情况下,他的亲属却试图从这些决策带来的机会中获利。
例 如,根据基于政府记录进行的估算,他弟弟的公司曾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价值超过3千万美元(约合1.89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与补贴,负责处理几个中国 大城市的污水和医疗垃圾。这些合同都是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之后宣布的。当时,温家宝下令对医疗垃圾处理加强监管。
2004 年,温家宝领导下的国务院解除了平安保险等公司在经营范围上的限制,随后该公司在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募资18亿美元(约合113亿元人民 币),其当下的市值超过了600亿美元。而由温家宝的亲属和他们的朋友、同事控制的合伙人公司在公开发行之前对平安保险公司进行了投资,并从中获取巨额利 润。
2007年是对相关持股进行公开披露的最后一年,《纽约时报》一份经过外部审计人员核实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些人手中股票的总价值在当时高达22亿美元(约合139亿元人民币)。
中国平安保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不知晓股东背后投资实体的背景。声明还说,中国平安保险无法获悉股东买卖股份背后的动机。
中 国共产党的条例一直要求高级官员公开自己和直系亲属的财产,但却没有法律法规对哪怕是最高层官员的亲属做出禁令,禁止他们成为交易撮合者或者主要 投资人,而这一漏洞实际上让一些人可以打着家族的名号做生意。一些中国人认为,允许共产党领导人的家人从中国长期的经济繁荣中获利,对确保精英阶层支持市 场化改革十分重要。
但是,提交给中国监管机构的资料显示,温家宝亲属的商业交易有时被掩盖了起来。其运作方式暗示,他们急切地想回避公众的关注。调查发现,他们拥有的股权通常掩盖在错综复杂的股权网络当中,其所有权可能距实际运营的公司有五层控股公司之遥。
在 温家宝母亲的案例中,《纽约时报》通过调查公开记录和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并对三家中国投资公司的所有权进行追踪之后,估算出她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持有的股份在2007年价值1.2亿美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他母亲在平安持有的股票被登记在一家名为泰鸿(Taihong)的控股公司名下,该公 司注册地是总理的故乡天津。
这些看上去是在掩饰自身财富的作为显示,围绕着中国精英统治阶层的政治氛围相当紧张,很多人坐拥巨富,却不 愿引人注目。6月份,彭博资讯社 (Bloomberg News)报道,中国下届国家主席的既定人选、副主席习近平的亲属积累了数亿美元的财产,中国政府随即在国内屏蔽了彭博社的网站。
"高层领导中,没有哪家不出这样的问题,"与温家宝相识20多年的一位前同事在不具名的条件下表示,"他的敌人正在有意泄露这些消息给他抹黑。"
《纽约时报》已将调查发现交给了中国政府,并请求置评。中国外交部拒绝回答有关这些投资和涉及总理及其亲属的问题。温家宝的亲属也拒绝就本报道置评或根本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段伟红是一名女富商, 她的泰鸿公司就是总理母亲与其他亲属持有的平安股份的投资平台。但段伟红说,这些投资都是她自己的。段伟红是总理的同乡,也是总理夫人的好朋友。她表示,这些股份之所有放在总理亲属的名下,是为了隐藏她自己持股的规模。
她表示,"我在投资平安的时候,不希望被媒体关注,"段女士表示,"所以我让亲戚找了一些人代我持有这些股份。"
她说,自己的公司选了这些亲属作为名义股东,只是一个"巧合"。在登记股票的过程中,股东需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与签字。直到《纽约时报》向她展示了这些投资者的姓名,她一直表示,她不知道这些人和温家宝有亲戚关系。
此次调查的公司与监管记录的时间跨度为1992年到2012年,调查中没有发现温家宝名下有任何财产。从这些材料中无法看出,温家宝是否曾对任何可能会给亲属的财产带来影响的决定进行回避,也不能断定这些亲属是否在投资上得到过优待。
在任期内的很长时间里,温家宝一直被关于其亲属试图利用其职位谋利的谣言和猜测缠身。但截止到《纽约时报》此次调查为止,并没有出现任何关于这个家族财富的详细报道。
他的妻子张蓓莉是中国珠宝与宝石领域的权威人士之一,自己本身就是一位成功的女商人。《纽约时报》发现,她通过管理后来被私有化的国有钻石公司,帮助几位亲戚将一些少数股权扩充为价值十亿美元级别的投资组合,涵盖保险、科技和房地产行业。
温 家宝夫妇唯一的儿子曾将自己开创的一家科技公司以1千万美元(约合6千3百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香港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家族,并利用另一个投资平台成立了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相关记录与对银行业人士的采访显示,目前,该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之一, 其投资合伙人包括了新加坡政府。
记录显示,总理的弟弟温家宏(Wen Jiahong)掌控着2亿美元(约合12.6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其中包括污水处理厂与回收企业。
作为总理,温家宝阐明了自己是一个平民主义者和改革派的立场。他平易近人,经常接触普通百姓,尤其是在发生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危急时刻。官方媒体将他爱称为"人民的总理"和"温爷爷"。
尽管还不清楚温家宝对自己家族的财富知道多少,但在维基解密(WikiLeaks)2010年公布的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外交电文中,有一份电文显示,温家宝对其亲属的商业交易有所了解,且相当不满。
根据这份2007年发送的电报,一名在中国出生并供职于上海一家美国公司的高管告诉美国外交官,"温家宝对家人的活动很反感,但他无力或不愿限制他们。"
中国的钻石女王
在中国的精英圈子里,总理夫人张蓓莉很有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中国的珠宝贸易,这一点不是秘密。但《纽约时报》在查阅了公司和监管记录之后发现,只是在她丈夫步入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后,她那些利润丰厚的钻石生意才变得异常成功。
张 蓓莉是一名专门研究宝石的地质学家,普通中国人基本上不知道她。她很少和总理一起出行或公开露面。目前几乎没有几张这对夫妇在一起的正式照片。尽 管曾和她共事的人说,她喜欢翡翠和精美的钻石,但他们也表示,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亲属很像,她的着装通常都很低调,并没有表现得魅力四射,而是宁愿在幕后 施展影响。
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国务院文件还表明,温家宝曾因张蓓莉在钻石贸易中利用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而考虑过离婚。也有中文媒体猜测 称,两人关系疏远。部分报 道显示,两人曾在2007年因张蓓莉对贵重珠宝的喜好而发生争执。台湾的电视台2007年报道称,张蓓莉在北京的一个贸易展上购得了一对价值约为27.5 万美元(当时约合200万元人民币)的翡翠耳环。但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透露此消息的那名台湾展商后来否认了该说法,中国官方新闻审查部门迅速封锁了国内 对该事件的报道。
一位曾和温家宝亲属合作过的银行业人士称,"在领导层的圈子里,她的商业活动是众所周知的"。 这位银行业人士还表示,张蓓莉的办公室常常会打电话给商业人士。"如果是你接到了电话,你会说不吗?"
张蓓莉最初得势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她还是地质部的一名监管人员。那时,中国的珠宝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
当她丈夫在中国的最高领导机构所在地中南海任职时,张蓓莉正在制定珠宝与宝石贸易的行业标准。她协助在北京成立了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在上海成立了上海钻石交易所。这是该行业内权力最大的两家机构。
在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控制着市场,珠宝行业监管部门常常决定着哪家公司可以开设钻石加工厂,谁可以获准进入珠宝零售市场。国家监管部门甚至还制定了规则,要求钻石出售方要为在中国售出的钻石购买鉴定证书,而那些认证书就来自北京那家由张蓓莉管理的国营检验中心。
因此,当卡地亚(Cartier)和戴比尔斯(DeBeers)的主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到中国,并希望能在这里销售钻石和珠宝时,他们经常拜访的对象是张蓓莉。在宝石行业,她被人称为中国的"钻石皇后"。
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World Jewelry Confederation)的主席加埃塔诺·卡瓦列里(Gaetano Cavalieri)已经认识张蓓莉很多年了,他表示:"在中国,她是最重要的人。她就是中外合伙人之间的桥梁 。"
曾和张蓓莉共过事的人说,她早在1992年就开始游走在官员和女商人这两个角色之间了。作为国有的中国地矿宝石总公司负责人,她开始用国有资金投资新兴企业。在1998年她丈夫被任命为副总理时,她正忙着和亲戚朋友一起开办企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她经营的那家国有企业投资了数家下属钻石企业。在这些公司当中,有好几家是由张蓓莉的亲戚或她在国家珠宝玉石检验中心的前同事经营的私有企业。
比 如,1993年,张蓓莉负责的那家国企帮助成立了北京戴梦得宝石公司,这是一家大型的珠宝生产商。股东名册显示,一年后,她的一个弟弟张剑鸣和她 的两名在政府的同事以个人的名义购得了该公司80%的股份。北京戴梦得投资的深圳戴梦得宝石公司则是由她丈夫的弟弟温家宏所控制。
中宝戴梦得是她最大的成功之一。这家企业的出资方包括,由她担任一把手的国有企业中国地矿宝石总公司和她弟弟张剑鹍管理下的另外一家国企。张剑鹍曾是浙江嘉兴的一名官员,那里也是张蓓莉的家乡。
1999年夏,在达成了从俄罗斯和南非进口钻石的协议后,中宝戴梦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上市,募集到了3.25亿元人民币。根据公司文件,这次募股为张蓓莉的家人带来了大约800万美元(当时约合6600万元人民币)。
尽管她从未被列为股东,但她以前的同事和生意伙伴表示, 张蓓莉早年成立的钻石合伙企业最终成为了一系列企业的核心,她帮助自己的家族和同事获得了那些企业的股份。
《纽约时报》没有发现,温家宝曾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对亲属所投资的钻石公司进行关照。然而,之前的生意伙伴表示,温家宝家族在钻石行业和其他领域的成功往往都得到了富有商人的资金扶持,那些商人试图借此讨好总理一家。
" 温家宝成为总理后,他妻子出售了部分钻石相关的投资,转而进入新的领域," 一名同该家族有过生意往来的中国高管说。 因为怕遭政府报复,这位高管请求匿名。公司记录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群富商轮番买进这些钻石公司的大量股份。出售方通常是温家宝的亲戚,然 后,在这些商人的帮助下,他们将所得再投资到房地产和金融等有利可图的项目中。
根据公司记录,富商通常会向由这些亲戚部分控制的投资合伙公司提供会计人员和办公地点。
"当他们合伙成立公司时,"一位和温家成员一起成立过公司的商人说,"张蓓莉留在幕后。这就是他们的模式。"
唯一的儿子
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晚上,总理的独子温云松坐在一个名为"秀"的雪茄吧里,这是一间位于北京柏悦酒店的顶级酒吧。在场的两位客人透露,他当时正喝着鸡尾酒,身边围绕着北京的新贵们。这些人提着名牌包,身着昂贵的西装。
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高层领导人的下一代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人称"太子党"。这些人往往持有常青藤(Ivy League)名校的文凭,享受贵宾待遇,甚至能在热门股票发行时以优惠价格获得股票。
在市场准入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中国,人们都认为太子党好办事。而近几年,还没有几个太子党像年届不惑的温云松这样有魄力。他的英文名是温斯顿(Winston)。
经过调查温云松的各种投资,并采访了与他相识多年的人士,《纽约时报》发现他涉足的交易领域极其广泛,获利甚丰,这即使是在他太子党同辈中也是出类拔萃的。
诸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有大机构都和他合作成立了新公司。在近些年,温云松还和好莱坞(Hollywood)制片商就融资活动展开洽谈。
苦恼于中国尚无精英级别的寄宿学校,温云松最近雇佣了康涅狄格州的乔特罗斯玛丽中学(Choate)和霍奇科斯学校(Hotchkiss)的校长来负责成立一所位于京郊、投资1.5亿美元的私立学校,这所学校目前正在建设中。
另 外,根据公司记录及熟悉其家庭投资情况的人士的陈述,温云松与其妻还拥有珠宝公司、网络公司和动画公司的股份,他们甚至通过非直接的方式,拥有政 府鼎力支持的在线支付企业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Union Mobile Pay)的股份。一直以来,他们和自己的两个孩子住在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总理官邸内。
一位与温云松经常见面的风险投资家说:"他不会对用自己的影响来办事感到不好意思。"
温云松拒绝接受采访,但他的妻子杨小萌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针对自己丈夫的交易活动的批评并不公平。
"所有关于他的报道都是错误的,"她表示,"他真的已经不怎么做生意了。"
温 云松毕业于北京的精英学校,并在北京理工大学(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取得工科学位。他后来出国,在加拿大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取得了材料科学的硕士学位,并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Business)取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熟悉温云松生意的人透露,他2000年回国后,在五年时间里和别人一起成功打造了三家科技公司。随后他将其中两家公司出售给了香港的企业家,其中包括亚洲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的家族。
经 查阅香港与北京的公司注册信息发现,温云松在2000年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公司优创科技(Unihub Global),提供互联网数据服务,启动资金为500万美元。资金来源于一些关系密切的亲戚与他母亲以前在政府和钻石行业的同事,以及香港第二富有家族 的家长郑裕彤(Cheng Yu-Tung)身边的一个人。这家公司的最早客户是一些国有证券公司和平安保险。总理的亲属持有大量平安保险股份。
2005 年,他进行了更大胆的尝试,开始进军私募股权行业,和一群西北大学的中国同学成立了新天域资本公司。公司很快从各方投资者募集了1亿美元的 资金。投资人中有日本软银集团(Softbank)旗下的思佰益控股(SBI Holdings)和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基金淡马锡(Temasek)。
在温云松的领导下,新天域迅速蹿升为私人股本行业的佼佼者,公司在生物科技、太阳能、风能和建筑设备制造领域投资。思佰益控股称,迄今为止,该公司已经向投资者返还了4.3亿美元,相当于逾四倍的获利。
香港行业出版物《亚洲私募股权评论》(Asia Private Equity Review)的主编凯瑟琳·吴(Kathleen Ng)说:"他们的第一个基金就一炮打响。这使得他们可以募得更多资金。"
目前,新天域管理着逾25亿美元的资金 。
然而,温云松的一些交易却给总理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关注。
2010年,就在一家名为四环医药的企业公开发行股票仅两个月前,新天域收购了该公司9%的股权。香港证交所做出裁定,这笔后期投资违反了相关规定,并强迫新天域出售了股权。即便这样,该公司还是在这笔交易中获利4650万美元。
不久以后,新天域宣布,温云松已经不再负责公司的日常运作。他转而加入了国有的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这家公司和中国的航天项目存在关联,目前,他已经成为了该公司的董事长。
富豪们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段伟红通过自己的泰鸿地产公司在总理的家乡天津管理着一幢办公楼与几处房产。她当时还不到30岁,拥有南京理工大学的工科学位。
在2002年,段伟红与几位温家宝的亲戚展开了商业合作,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转换成为了同名的投资公司。这家公司最终使段伟红变得非常富有。
现 年43岁的段伟红与总理的关系尚不明朗。在数次采访中,她先是表示,自己并不认识温家任何人,但随后又承认自己是总理夫人张蓓莉的好友。与少数几 位中国企业家一样,在她和这些亲属以及他们的关系网中的朋友与同事展开合作后,她的财富规模急速上升。她表示,自己和这些人的在平安股权上的关系只存在于 纸面上,并没有真正的金钱往来。
段伟红与另外几个商人一直以来都在帮助温家宝家族,他们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关键时刻启动大型项目,以帮助温家宝家族成员设立投资平台,并从中获利,这些生意伙伴里包括6位来自中国各地的亿万富豪,一些与双方都合作过的投资银行家说。
成立于天津的泰鸿有着巨大的利润。公司披露信息与段伟红的研究生论文显示,2002年,在平安保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泰鸿以6500万美元购得了平安3%的股份。5年后,这些股票的市值为37亿美元。
随 后,通过自己管理的泰鸿的香港分公司,段伟红和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并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购得了一大块土地。如今,在这片土地上, 坐落着一个不断壮大的货运物流中心。去年,泰鸿将这一项目中该公司拥有的53%股权出售给了一家新加坡企业,售价为近4亿美元。
《纽约时报》通过查阅公司披露材料发现,这笔交易,连同她对豪华酒店、北京的别墅开发项目,以及在香港上市的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对段伟红的财富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金隅是中国最大建筑材料企业之一。
通过查阅报表还发现,在过去10年中,泰鸿有着三十多位个人股东,其中很多人要么是温家宝的亲属,要么是张蓓莉的前同事。
其他与总理的亲属合作过的富商拒绝就本报道置评。段伟红强烈否认自己与总理或其亲属存在任何金钱往来,并表示,将平安股票放在他人名下,只为避免媒体关注。"投资平安的资金全是我自己的" ,平安的监事会前成员段伟红表示。"我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与温家宝的亲属进行合作的另一位富商是掌握着香港集团企业新世界发展公司的郑裕彤(Cheng Yutung)。《福布斯》(Forbes)数据显示,他的身价为150亿美元,是亚洲最大的富豪之一。
在20世纪90年代,新世界正在中国内地为一家专门经营高档珠宝的姊妹公司寻找落脚点。1998年,这家名为周大福(Chow Tai Fook)的连锁珠宝零售企业在中国内地开设了第一家门店。
相 关记录与对当事人的采访显示,郑裕彤的手下向背后有温家宝的亲属支持的钻石企业进行了投资。还与这些企业一起,共同投资了一系列企业实体,其中包 括生命人寿 (Sino-Life)、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和平安保险。企业披露的报表显示,郑裕彤作出的这些投资现在至少价值50亿美元。连锁珠宝企业周大福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今天,该公司42亿美 元的年收入中,60%来自中国市场。
本报未能联系到87岁的郑裕彤。新世界发展公司也没有回复打过去的电话。
对温家宝的影响
2007年冬,就在温家宝开始第二个总理任期之前,他呼吁采取新措施打击腐败,尤其是高级官员的腐败。
"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执行中央关于党政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党内高层官员参加的会议上,温家宝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束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上述讲话,与温家宝较早前推动对公务员实行更严格的财产申报规定,要求高级官员公布家庭资产的行动是一致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并不公布此类信息,并不清楚温家宝是否进行过关于自己家庭财产的申报。尽管如此,《纽约时报》发现的温家宝亲属持有的资产中,很多可能并不需要进行披露,因为那些资产并不是以温家宝,及他的妻子和子女的名义持有的。
《纽 约时报》通过调查发现并经由外部审计人员核查的27亿美元资产中,约有80%是由温家宝的母亲、弟弟、弟媳、温家宝妻子的两名兄弟、温家宝的儿 媳及亲家等人所持有的。他们都不受中国共产党公开财产的规定所限制。《纽约时报》对相关亲属的中国平安保险持股总规模进行了计算,其结果得到了审计师的确 认。总额包括亲属曾经持有但在2004年至2006之间售出的股票,以及2007年末剩下的股票。在此之后,他们平安保险的持股状况就没有再进行过公开披 露。
法律专家表示,估测准确的价值并不容易,因为可能存在一些并不对外披露、指定真正受益者的附加协议。
哥伦比亚大学 法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克提斯·米尔哈特(Curtis Milhaupt)曾研究过中国公司架构,他表示:"复杂的企业架构并不一定有阴谋诡计。但在企业所有权和政治权力紧密交织的中国体制之下,壳公司就会放 大资产所有人不明、资金来源不明的问题。"
在温家宝的家族所控制的企业中进行投资的人里,有很多长期的商业伙伴、前同事,以及大学同学,其中包括温云松在西北大学的同学于剑鸣,以及温家宝的弟弟温家宏长期以来的同事张玉宏。这些人都没有回复就本报道置评的请求。
披露温家宝家族持有的财富,可能会给温家宝带来政治上的打击。
下个月,中共十八大将在北京召开,共产党将宣布下一届领导人人选。但是这个筛选过程却已经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丑闻中——试图进入最高层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倒台。
在北京,因已到退休年龄,温家宝即将卸任总理一职。数位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即使在离任之后,作为党内老领导,他还将在幕后保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但这些显示其亲属曾在他任期内积累巨额财富的材料,几乎肯定会削弱他在党内的地位。
"这将影响他手中剩下的政治力量," 研究中国领导层的专家、加州克莱蒙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政府学教授裴敏欣(Minxin Pei)表示。
温家宝的支持者表示,他本人并没有从家族的商业往来中获利,甚至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些商业往来的规模。
今年3月,温家宝暗示,他至少是知晓自己的亲属引发了不少传言。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向全国电视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坚称,自己担任公职期间"没有谋过私利"。
"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温家宝动情地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Thursday, October 25, 2012

《你看莫言》 (2) zt


《你看莫言》 (2)


核心提示: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了莫言在三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以及基于他的政治态度而反对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有理。在接下来的这个部分,作者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莫言像很多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批判性很强的作家,那么当局为什么不但不禁止他,还全力捧他,在国际书展上重点推广他,并颁给他中国文学所有的官方奖?

原文:Mo Yan, According to You – Part Two
发表:20121024
作者:Yaxue Cao
本文由作者自译 SEEING RED CHINA

就像中国城市的面貌与三十年前相比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一样,中国文坛在这三十年的变化也同样巨大。尽管作协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尽管党还是经常给作家布置宣传任务,但是在今天,文人像毛时代那样直接为党唱赞歌已经是很不时髦、很被人看不起的事情,在作协里也只有毛时代的遗老遗少才会去做,而那样的作品看上去就好像在今天的街上突然看到一个穿毛制服的人那样可笑。地位稍高些的作家,如果必须交差,他们会做得很隐晦。

这是因为歌颂与赞美的作品早已不受读者欢迎,根本没有市场。这一点,党知道,作家更是知道。事实上,颂扬文学的退场从70年代末就开始了。如今你还能在在书店看到少数颂扬体裁的文学作品,在CCTV上 见到所谓的主流颂歌(这样的东西在表演中要多过写作中),但那些多半是党布置下来的硬性任务。这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就算是《建党大业》这样典型的“任 务”作品,风格也与过去没有多少类似之处了,没有洞察的眼睛,很容易受到迷惑。在中国目前有名或者畅销的作家中,没有一个是以颂扬共产党而成功的。

在我们交换的邮件中,O’Kane表 示(取得了在此引用的许可),他觉得作家协会虽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但也的确为诸如王安忆、韩少功等许多很好的中国作家提供了一个无忧无虑、专心写作的环 境。这种想法,我必须说,是很天真的。共产党设立作协、艺术家协会,给作家和艺术家发工资,不是为了给他们解除生活负担,以便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写作。相 反,作协、文联这些机构是党手里紧握着的一条缰绳,是马嚼,是为了控制作家的。近年已经有人呼吁过解散这些由纳税人供养的机构,但是中国作家们心里都明 白,除非他们写了冒犯的作品被逐出作协,他们的职业安全系数在政府所有职员中恐怕是最高的。与前三十年不同,党现在已经不要求他们写颂歌,党只是要确保他 们没有写什么威胁或触犯的东西。

作协与党的关系很像一个少年与严父的关系。过去,严父的规矩是每天六点必须回家,周末不能出去玩。现在时代不同了,严父的规矩宽松了许多,周末可以尽情出去玩,每天回家的时间放宽到了晚上12点。但是没变的是严父的威权以及必须回家这条底线。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共产党自己也已经与毛泽东时代拉开了很大距离。比如说,它在1978年就有文件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也承认了在土改、反右、大跃进等时期的错误。但与此同时, 党对学者和作家怎么写它的历史、特别是写多深、多广却是极端敏感的,非常害怕人们从根本质疑它的合法与合理性。从土改、到反右、到文革、到几代人的痛苦经历与遭受的摧残,作协里写这些主题的作家多得是。当O’KaneLovell说莫言的作品没有歌颂共产党的时候,他们仍然用六点钟宵禁的尺度判断这个少年的大胆程度,而事实上,宵禁的时间早已放宽到了半夜。如果用六点钟宵禁的尺度去衡量,当下差不多每个中国作家都是批判作家。

以我正在看的《生死疲劳》为例。在第一部里,一个在土改中被 野蛮枪毙的地主冤魂不散,投胎成了一头驴。从这头驴断断续续的叙述,我们知道这个地主原本是个乐善好施的人,土改时被枪崩了,他的地被分了,他的两个妾分 别改嫁给了原来的两个长工,他的主宅成了合作社的办公室。这头驴的主人是地主原来的长工之一,远近唯一的一户单干户,虽然受到多次劝戒、甚至威胁,但死活 不加入合作社。驴很棒,驴很好,驴被县长看上了,成了县长的坐骑。但后来它折断了腿,最终被杀了。这当然只是个梗概, 问题是小说里对土改这个历史的呈现令人意外地简略和平面,没比这个梗概多出多少东西来。第一部一共一百多页,那主要都是什么呢?都是奔泻的词语,汪洋恣意的词语,天女散花般的词语。

而写土改,按批斗地主、枪毙地主、挖财、分地、分房屋、加入合作社这个高度简化和高度符号化的框架去写,现在在中国体制内的作家当中已成了标准写法。

《生死疲劳》接下来对大跃进的描写更是潦草,对饥荒与文革这些重大历史背景的刻画也同样具有高度简化和符号化的特征。所以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在莫言的“谵妄现实主义”中,99% 是谵语,1% 是现实主义。

大约十年前的样子,作协作家、《XX文学》的主编L在 晋西北家乡采访了几十位老人,请他们讲述土改经历。之后他把这些记录编辑成书。从当时的领导者到民兵,从贫苦农民到殷实之家人口,有成人有小孩,有男有 女,从历史渊源到文件展示,从个人悲欢离合到乡村中的人口分析,从枪毙人的表决方式到各种酷刑,这些采访全方位地展示了土改的面貌,不要说是不了解土改的 读者,就是很多对土改有一定了解的人,读后都受到了震动。但是这本书却找不到出版社出版,原因是,写得太全面、太透彻了、太震动了。

相比之下,莫言小说里呈现的土改,从人物到场景到事件,因其高度简化和符号化, 已经将土改完全脱敏,不具有任何刺激与挑战 。这也是为什么读莫言,虽然写的事情很丑,很野蛮,但却很少能在精神上触动你,你可以一路飞奔地读下去,没有什么东西攫住你,让你停顿,迫你掩卷思考和回味。事实上,这部被莫言本人认为是他最高文学成就的作品(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说),一本46万字的小说,也是飞奔写就的,据说只用了43天的时间。

和纪实作品相比,小说当然还可以从隐喻、象征与结构等多方面去考虑它的意义,我在此只是想借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尺度是官方能够接受的,什么尺度是官方禁止的。

直到我开始读《生死疲劳》为止(我读的是中文版),我对莫言的文学印象还停留在八、九十年代。在八十年代文革刚刚结束的时代,莫言写的短篇小说《红高粱》与过去的写作完全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用你猜谁--—刘晓波--—的话说,有“石破天惊”的感觉。特别是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后,更是塑造了一种新的感性。那时候的大学男学生,差不多每个人嘴里都在吼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一个粗犷的男人在高粱地里割开一片空地、把一个女人放倒的情景恐怕在一代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

但我从来没觉得莫言是一个多么具有批判性的作家。我有这样的 印象是因为八、九十年代有许多批判性很强的作家,和他们相比,莫言并没有显得特别突出。更进一步地说,他对暴力、野蛮、奸淫等过度夸张的描写令我有一种美 学上的反感,因为对它们夸张的、光怪陆离的处理恰恰使得他们成为娱乐,在效果上为它们隐含的批判成分脱了敏,把人们的视线从真正的罪恶及其症结转移开了。 另外他的语言虽然琳琅满目,但缺乏节制。但据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的说法,这一点在翻译中得到了更正。莫言的英语翻译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2008年接受南方周报采访时似乎表示,翻译还对原文进行了相当大幅度的编辑。喜欢他的人似乎也不是因为他对现实的批判性而去的(不管是过去的现实还是当下的现实),而是觉得他大胆的、近乎病态的想象和放纵的语言很“过瘾”。

我注意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得奖以来,不少中国读者都在问,莫言的批判性在哪里?作家本人似乎也感到有辩护的必要。他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是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是非常凌厉和严肃的。80年代写的《天堂蒜苔之歌》、《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为了负责任地写这篇文章,我不能仅凭自己很多年前的印象以及对正在看的一部小说的看法说话,于是我带着我的问题电邮了我的朋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ZZ教授八十年代时是位学中国文学的大学生,现在是中国文学教授,很多年里一直是莫言的粉丝,写过不少莫言评论,而且在不计其数的文学场合与莫言有过接触。他说莫言的作品,他除了《酒国》没有读过、《生死疲劳》读到“猪撒欢”一部就读不下去了后,他基本上读了莫言的全部作品。

首先我请我的朋友给我讲讲莫言与官方的“冲突”史,如果有的话。这是他的答复:
“莫言与官方有过冲突,最大的冲突应该是在他发表《丰乳肥臀》(95年) 之后。那时一帮左派在告他,说此作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直告到军队总参那里,莫言因此写检查,后来不得不离开军界,转业到了《检察日报》。那次挨整我当 时知道一点情况,今天下午也听到了一位知情者的说法,说他两次挨整都是因为此书。第二次是因为工人出版社计划再版此书,依然是有人告他,这位知情者正好是 此书的审读员,就设法保护了他一下。但此书出版后发行一阵,还是内部被禁了。”

然后我又请Z教授评估莫言的批判性。他是这么认为的:
“对于莫言,我的阅读感受比较复杂,我承认他《丰》之前写出了一些好作品,批判现实的力度也比较大。此后的小说都在走下坡路。后来的小说技术上几近完美,但思想性、批判性越来越弱。”

那么新出的《蛙》呢?诺贝尔奖委员会说它是一部“勇敢的”作品,批评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Z教授说:
“《蛙》还算是一部批判 之作,但力度不行。我在去年的一篇文章曾经写道:此小说通过给日本友人写信的方式,讲述了姑姑等人的故事,也讲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和现状。因为收信者 是外国人,他便不可能全盘托出,而是适可而止。这种讲述方式让他陷入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想揭示那段残酷的历史,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这种写作技巧事先进行 着一种遮掩。于是,说一半藏一半,欲说还休便成为这部小说的基本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在技术上当然无可挑剔,但是却淡化了思想的锋芒,读起来让人不过 瘾。”

莫言真正的姑姑,《蛙》中姑姑的原形,近日在接受香港一家电视采访时说(4:20分开始),她作为一个忙碌的乡村产科医生,40年里接生了约两万婴儿,流产的婴儿则是双倍。考虑到小说中的姑姑只流产了两千多个,有人问,那么这部小说岂不是在淡化中共的政策吗?我不会这样去责难一部我还没看过的小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小说中流产婴儿的数字是四万,那肯定是另外一种效果。

我问我的朋友怎么看《生死疲劳》?他说,莫言获奖后他又把这本当年没读下去的书拿出来看。“当时的感觉是觉得莫言太玩花样,没有多少干货;今天下午与文学院一位同事聊这部长篇,他也是这种观点。”

我和我朋友分享了我对莫言批判性的评估:莫言是一个12钟 宵禁前老老实实回家的孩子。他表示完全同意。他说,“我有同感。也就是说,莫言后来写的其实是允许写的,莫言的批判也是允许批判的。”他又说,“其实目前 国内的出版制度意味着,能出来的作品基本上就没事,若批判力度很大,估计就胎死腹中了,因为出版社也不敢冒险,因为直接关系到人的饭碗,我觉得这也是问题 的关键所在。”

有趣的一点是,在批判性问题上,莫言的自我评估似乎与我这位教授朋友的评估一样。你也许注意到了,在我前面引述的莫言的那段话里,他只提到了自己早期的作品。

不用说,中国当代文学这些年来是非常多样化的, 但 是这次读《生死疲劳》,让我想到了我九十年代时读的几个先锋派文学作家,以及自那时以来中国文学中一个很有市场的趋势。这一路作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特 征:有时代但时代感非常飘忽;细节描写汪洋恣意,花半页纸描写一双鞋子、一团光线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人物脸谱化,缺乏立体特征,缺乏相识感;附着于一个 普世主题,但却很少对读者形成道德或存在意义上的震撼;读完后感觉很空。我称这样的文学是伪文学,这样的文学所描写的中国是伪中国。

看来作家和极权政府在这种趋势中找到了一种和谐:作家写得很 欢、很沉缅;评论家可以进行高深莫测的文学探讨;政府那边,你爱写多少烧杀奸淫我都不在乎,只要你不问真正的问题,不触及真正的现实。要说中共的审查者们 有多喜欢莫言的作品,我看也未必。但是专制者们在什么有害、什么无害这个问题上向来有着准确而敏锐的判断。莫言这样的作家是他们能接受的作家,同时他们也 知道,这样的作家是中国参加世界文化奥运会最可行的选手。
与此同时,世界似乎也急于向经济势力日益强大的共产党中国让渡些什么。莫言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合适的人选,看着对劲儿,感觉对头。

莫言在2010年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说, 他在决定写什么的时候从来不担心审查。他说,每个国家都有审查,无法正面写一些主题其实有它的好处。这些限制使得一个作家 “去服从文学美学。”“文学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含蓄和委婉。一个作家应该深深沉浸在他的思想中,通过小说人物区传达它们。”这么说来,审查能促使作家写出更 好的文学来?这我以前还不知道。我真替古今中外那么多伟大的作家遗憾。他们要是有幸享受到了审查的好处,那该写得更好多少倍啊!
莫言的话让我想起几年前和家乡一位作协作家的谈话。他明明告诉我这样那样的题材是发表不了的,但当我指出他没有写作自由时,他马上更正我说,“我的写作是完全自由的;我现在写的就是我在完全自由状态下所要写的东西。”

其实把莫言与张艺谋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一篇《红 高粱》小说,一部《红高粱》电影,两个人分别在中国的文学界和电影界开创了新的地平线,并且一举成名。两个人在八、九十年代都不受官方喜欢,后来两个人都 “适应”了现实,张艺谋的电影适应成了内容牵强空洞的“视觉盛宴”,莫言适应出了“谵妄现实主义”。今天两个人都是共产党手里的世界文化金牌获得者和中国 的文化成就的标志物。我不认为今天在国际上还有谁认为张艺谋是一个批判性的导演,而判断莫言的文学则比较复杂一些,部分原因是人们根本没有耐心去读几大本 各500页 的小说。另外,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套上的光环也使得这种判断更加困难。莫言在新闻会上说到自己写作的风险与批判成分时只列举了早期的作品,我认为这并不是 一时的疏忽。他的批判性是否日渐稀薄,我不去下判断,因为我读得不够,但他本人九十年代中以后再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而且在官方那里声誉日渐兴隆却是不折不 扣的事实。

Julia Lovell 在《纽约时报》的文章里警 告西方读者不要因为莫言是官方推广的作家就否定他的文学,她提醒读者不要在智力上犯懒,要到莫言的作品中去寻找答案。在这里,我也要提醒读者,不管是中国 读者还是西方读者,不要在智力上犯懒,不要仅仅因为莫言没有正面描写权力者和统治者,就断定他是一个勇敢的批判作家,更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当成封神仪式。

这些天来我不知道听到多少遍这样的说法:把文学与政治分开, 不要拿莫言的政治去判断莫言的文学。首先,人家共产党统治者可不这样想。其次,莫言回避政治的种种做法本身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选择吗?事实上是,作家 们躲进民国,躲进古代,或者把在中国人记忆中异常清晰的当代历史虚化得飘忽不定,这些难道不都是政治选择吗?

正如哈佛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对不起,我一时找不到那个链接 了),现在,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政治人物,在世界如此,在中国更加如此。人们在重大问题上会去问他的意见和立场,他再也没有理由躲 避不谈;中共则会监视他的一言一行,确保他说话得体,符合党的利益。对中国文学来说,这个诺贝尔奖传达的信息是:批判并不重要,恰到好处的文学配方才是王 道。

这些天我脑子里一直出现着一个顽皮的景象,我想象着瑞典文学院的五个评委老头们和中国的九常委坐在一起,喝着热茶,分享他们对莫言的赞赏。“他的谵妄现实主义把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柔和在了一起,”瑞典文学院的老头们说。“[]一 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中,莫言是杰出的代表,”中共掌管宣传的最高官员李长春说。这两拨人本来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意见相左,在中 共眼里,前者简直就是最恶毒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在莫言那里,他们之间的化学起了变化,这对宿敌令人难以置信地达成了一致。
所以,读者们,不管你是谁,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男的还是女的,看过莫言的和没看过的,懂文学的还是不懂文学的,了解中国还是不了解中国的,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我们所有人可以达成一个共同意见,那就是:莫言得到了一切。

这是一个巨大的、史无前例的成就,单单获得一个文学奖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瑞典人应该把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与诺贝尔和平奖也一并颁给莫言才对。
(完

《你看莫言》(1) zt


《你看莫言》(1)


核心提示:本文讨论莫言在三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以及基于他的政治态度而反对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有理。之后,作者提出一个问题,即如果莫言像很多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批判性很强的作家,那么当局为什么不仅不禁止他,还全力捧他,在国际书展上重点推广他,并颁给他中国文学所有的官方奖?
发表:2012年10月18日
作者:Yaxue Cao
本文由作者自译  SEEING RED CHINA

反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在1011日宣布获奖前就开始了。那时有传言说,莫言是今年的热门人选。坦白说,除了少数对中国当代文学比较了解的人外,对莫言的反对声的确不是基于他的作品,而是近两年发生的几件事情。这几件事塑造了人们对莫言这个作家和这个人的看法:一是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抵制异议作家;二是同一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后拒绝做任何标识; 再就是今年春天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庆打油诗是得奖后才被人挖出来的,并不是人们最初反对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不在这里讨论)

在获奖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莫言表示了对刘晓波的支持,全世界媒体做了欣喜的报道。“我希望他(刘晓波)能尽快获得自由,” 莫言说。他说他1980年代曾经读过刘晓波写的文学批评,但是在其作品开始转向政治后,他就不了解了。之后,莫言又为这几件引起争议的事情做了辩护。与此同时,随着外国媒体上各种评论和观点的出现,有一种观点似乎在许多外国人当中得到了认同,它的作者是目前在中国生活、精通中文、而且还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美国人Branden O’Kane他认为,中国网络上、特别是推特中文圈对莫言的反对没有多少道理;抵制异议作家不是莫言自己的选择,作为中国官方代表团成员,他也是无奈;没有能够为刘晓波说话固然遗憾,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写作自由,要是被关了或者被流放了,那不就毁了写作吗;抄毛泽东讲话的确很傻;莫言的作品对共产党和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呈现是负面的、批判性的,莫言不是对中国政府唯命是从的人。 英国汉学家Julia Lovell 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 敦促那些从政治上批评莫言的人不要犯懒,要到他的作品中去寻找答案。

我以为我在莫言这个话题上已经说完了想说的话,但是思绪还是源源不断,于是就有了这篇博文。这里,让我们放大和细看一下这三件事情,并询问一个十分显然、但目前为止似乎被所有人忽略了的问题。

流亡诗人贝岭叙述了法兰克福书展上发生的事。这里还有纽约时报》记者 Didi Kirsten 写的一篇文章讲述了她三年前采访同一书展的情况,对莫言的印象,并分享了当时的笔记。贝岭说,“那是912日上午,我和戴晴才走上主讲台,就看到莫言沉着脸、一声不响地随着政府官员和官方学者们集体起立,鱼贯离席。‘汉贼不两立’?拒绝听我和戴晴发言?让法兰克福市市长和书展主办方难堪吗?我意外和惊讶的是,官员一声令下,莫言要遵命的无奈…… 之后更戏剧性了,先有书展主席向中国代表团的道歉,再有中国大使用流利德语在主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训话。最后,研讨会得以复会,我与戴晴则确定失去了作为其中两个论坛主讲人的资格 据说莫言后来跟人私下表示,他内心并不愿意抵制异议作家,但他毫无选择。

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细节,清华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秦晖单独受邀参加了这次书展,他没有跟官方代表团一起抵制异议作家,后来他详细写了整个事情从头到尾的经过 。原来中国政府在谁能参加、谁不能参加的问题上一直在给书展组织者施加压力、做小动作。有趣的是,这次抵制的活动名叫“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我不知道人家都讨论了什么感受和现实,但我敢说,一个人要是好好考察一下中国政府在展前、展中和展后做的种种企图和手脚,准保能斩获更多感受,了解更多现实。  

2009年圣诞节,中共当局在非法关押刘晓波7个月后对他进行了“煽颠罪”审判。审判结果,他被判处11年徒刑,而他的“罪”不过是写了主张政治改革的文章而已。对刘晓波的判刑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愤怒和悲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给她认识的人打电话,一一询问他们的看法。她一共打了146个人的电话,随后把每个人的答复公布在推特上。之后她又把所有答复辑录在一起。昨天我把146个回答挨个儿看了一遍。我发现:第一,多数人都是体制内人,也就是说,是在政府控制下的机构供职的人,包括大学教授、评论家、电影导演、作家、诗人、记者等。第二,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小心拿捏了避险尺度。只有几个人对刘晓波的政治立场表示直接了当的支持,更多的人表示并不认同他的政治主张。第三,几乎所有人都谴责政府因言治罪的做法。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说话的时候考虑了自我保护,但同时却也表达一个清晰的道德立场。在这146个受访者中,只有7个人做了无可奉告的回答,莫言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崔卫平本来还要继续采访更多的人,但是在19天后被政府叫停了。一年以后她 撰文总结了这次采访并报告说(最后一句)她很高兴没有一个人因为他/她的发言而受到惩罚。

莫言的答复是第13:  “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 这个答复让我想到我在家里接到广告电话时的答复。

接下来就是今年早些时候百名作家、艺术家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事。在这份1942年的文件里,毛泽东给文学与艺术定下了后来几十年的规矩:为党服务。也正是有这样的专制钳制,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付出了沉重的、乃至生命的代价。根据《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这件事的前后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中国作家协会下的作家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向120来位作家和艺术家发出了邀请,请他们自选并手书一段《讲话》,辑成这样一本“珍藏”纪念册,并给每个人寄去1000元人民币的酬劳。作家出版社说,邀请得到了积极响应。但我们知道,大约20多位受邀者没有响应,包括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

由于每个人自选手抄内容,于是我对莫言选抄了哪一段感到好奇: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

老实说,我不认为在2012年的今天,莫言把这些狗屁话当真。许多人感到不解和反感的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又没人逼着你们,不抄没有任何风险,对一个多少有点原则的中国作家来说,这总归是件令人心生抗拒的事情吧。   

按说作家出版社出本这样的书,在天天出大事的中国本来不算个什么新闻,但这样一件小事在中国的网络上引起了持续多日的热议和嘲笑,乃至于法律学者、权利倡导者和公盟发起人许志永在新浪和推特发起了“万人手抄《世界人权宣言》”活动。一时间,大家纷纷动手,那才真叫热情高涨。这个事我知道,因为是我亲自经历的。

你也许会说,“这一切跟莫言的文学成就有毛关系呢?”我的回答是,没毛关系,没人反对他作为一个个人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两个手抄活动的对照即使不说明别的什么,但它至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征候。这是2012年时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明确地知道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在大胆标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担当风险、尽自己一份力量去促进变革,更不要说那些无畏强权、被关进监狱和劳教所的先锋。这个时代是与莫言同省、原居莫言隔壁城市的陈光诚的时代。他的磨难展示了中国的疾病,他的勇气和执着激励了那么多中国人去为他呐喊,与他一起追求正义。当你看到这段不到一分钟的刘霞录像, 看到被非法软禁的刘晓波的妻子夜晚独自在窗前抽烟的情景,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感到很难为莫言获奖感到高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他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那么情愿地服从于中共的命令,从没有为任何良心犯、抗争者说过一句支持的话,从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上表明过立场,不管是多么轻微的立场。很多人感到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那天推上有个外国人居然对我吼道,“让人家清静点,你这个疯狂的自由主义分子!”喔,这个很对不起,让他清静?哪里有这么的事情。我让他清静,别人还不让他清静呢。一个公共人物,特别是一个文学作家,注定要被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评价。对莫言来说,那就是苏醒中的中国,变革前夕的中国。在今天的背景下,这些事情意义深远。

如果你是那些对推特中文圈的强烈反对声感到不解、甚至反感的人之一(新浪微博上的反对声也十分强烈,只是在那里,批评的声音很快受到了审查),我希望这篇博文给你提供一些答案。这不是一阵没有来由的尖叫;相反,这种反对有深远的理由。的确,这种反对主要不是基于莫言的作品,但丝毫不失为有理有据的反对。另一方面,我很高兴地发现,不少批评者其实相当了解莫言的作品,有的还曾经是他的粉丝,完全不像莫言获奖后说的那样,那些批评他的人都没有读过他的作品。

O’Kane  Lovell 两人都指出,莫言的作品并不反映中共的官方观点:

“莫言也许不像刘晓波或者哈维尔那样是‘异议’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大量描写了权力者的丑陋、残暴和愚蠢。在《天堂蒜苔之歌》的开头,一个组织抗议当地政府腐败的农民在他的瞎子女儿面前被逮捕。《酒国》是莫言一篇更具实验性的作品,主人公、酒国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应邀参加酒席,主菜是红烧婴儿。目前还没有翻译的《蛙》的女主人公是一个产婆和堕胎医师,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明确批判。20多年前使莫言(以及张艺谋)成名的《红高粱家族》对共产党游击队的描述一点也不正面,后者在莫言1996年的小说《丰乳肥臀》中的形象也同样糟糕。他比较新的作品《生死疲劳》纵观中国过去50年的历史。小说伊始,主人公西门闹在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的土改中被一枪打死,脑浆四射。莫言小说中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是把个人悲剧与漫长的、慢镜头的历史悲剧并置,不管你认为他是否成功,一个人看完这些小说后,很难认为它们是对共产党的赞美诗。” (O’Kane)

Lovell的评估结果是,“莫言是一个表面上与权威玩游戏、同时保持着一个创造空间的作家,这个空间使得他能够对这个权威进行间接的挑战。”(Lovell).

我也同意这两位的看法。我从来没有说过莫言是中国政府或者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个文学上的跟屁虫。从我对他的作品的了解,我知道这一点。

O’Kane  Lovell都没有去问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当局一贯而严厉地审查与惩罚对它的批评,如果莫言像这两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批判性很强的作家,那么当局为什么不仅不禁止他,还全力捧他,在国际书展上重点推广他,并颁给他中国文学所有的官方奖?这是为什么呢?

前几天我看了O’Kane的博文后在推特上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莫言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多产作家,不管你喜欢他的作品(我本人并不是那么热衷)与否,他与那些评奖人 是同一代人,所以他们的口味有相同之处。”

我要是说布莱登(O’Kane的名)的这个答复毫无用处、甚至毫不相关的话,他不会提着一根棒球棍追打我吧?当然了,推特上也不是个充实谈论答案的地方,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他肯定有很多话可说。

鉴于我自身的限制,我也无法提供一个充分的答案,不过在这篇博文的后半部分,我将讨论几样东西,至少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可供考虑的材料。   

(待续)